普洱六茶山历史上的石屏商帮与关帝崇拜习俗

在普洱茶历史上，石屏商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与关帝崇拜习俗之间始终隐藏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我们不断攀登、梳理文献记载，追随石屏商帮的足迹，他们在历史长河深处的故事逐渐浮现出来。

宜邦石屏会馆石狮(宜邦老街)

普洱茶的产地早已在土司境内。康熙六年，车宣卫司划归元江府管辖。直到平定三藩之后，曾经被吴三桂占领的云南才完全纳入清廷统一的集中统治之下。从此，普洱茶进入了官方视野。由范成勋监修，吴子苏、丁伟主编。康熙三十年（1691年）《云南通志》刊载。书中写道：“普洱茶，产自普洱山，性温，味香，有别于其他产品。”康熙的《云南通志》是清朝以后编修的第一部云南省官方志书，开启了普洱茶的历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张履成在《元江府志》中记载：“普洱茶，出自普洱山，性温而香，异于其他产品。”两部编年史的记载完全一样。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世宗即位，云贵总督高其焯在《鲁逵山侯述》中报告：“井盐日教，商贾”。茶叶是按包收集的。”由此可见，已经有一些商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茶山收购、贩运普洱茶。对于名义上属于元江府管辖的茶山，清廷感到力不从心。至于名义上属于自己的领地，车内的宣慰司也无能为力。于是，茶山经常被流氓土匪占领，茶山为了保护自己，向他们缴纳了保护费。匪徒制定的这种征税办法，被后来接管茶山的清朝地方政府继承了。

雍正初年，外来茶商与茶山本地人之间矛盾不断。对于冲突的原因，各方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商人负债累累，剥削蛮夷，也有的说是商人与土人之间的私事造成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此为借口，派官兵前去平叛。在他给雍正皇帝的奏疏中，我们看到了石屏等云南商人和江西等省外商人。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将澜沧江以东的柳版纳土司土地划归归归之地，置普洱府。他实行的茶叶政策曾一度将外商赶出茶山。不久，这一政策变得不可持续，并被继任的云贵总督修改。外国茶商卷土重来，再次在茶山立足。

当我们回顾普洱府设立事件的原因时，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情感纠葛，都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外来汉族商人与当地彝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原因。不难想象，早在康熙时期或者雍正初期，外来商人就不得不遵守当地蛮族的风俗和信仰。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土改、普洱府设立后，外商通过向政府纳税，获得了在茶山生存的正当理由。显然，他们并不满足于在路上卖普洱茶赚钱，而是试图在茶山深处扎根。

雍正七年（1729年）命额尔泰编修，景道谟为主编。乾隆元年（1736年）《云南通志》载：“普洱府，茶，产游乐、葛有六座茶山：登、依邦、芒植、曼转、曼转”。一邦茶山和曼转茶山被后人公认为六大茶山，由此开启了普洱茶的辉煌历史。

雍正《云南通志》

满转会馆于乾隆六年（1741年）落成，为其立的石碑尚存于满庄大寨（现更名为满转村委会满转村组）茶农冯敬堂家中。碑正面题有“功德碑”三字的为石屏吏部张邯，石屏吏罗凤才也作序。满专会馆的修建普洱茶文化大观，既有石屏商人，也有依邦土司和当地百姓。当时的会馆具有礼拜、议事、食宿等多种功能。

乾隆《满转会馆功德碑》（满转村）

封建王朝非常重视祭祀。列入官方名录的称为“典祭”，民间祭祀的称为“俗祭”。其中，为官民所崇拜的就是关帝。在洋商帮中，石屏商帮是最崇拜关帝的一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曼萨新石屏会馆落成。所立石碑现保存于义乌市茶文化博物馆（该地也是石屏会馆旧址）。碑文清楚地证明了石屏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关帝崇拜习俗。如今，六大茶山地上凡有石屏会馆遗址的地方，当地人都称其为“关帝庙”。其他商帮也有自己的神。湖广商人祭祀虞王，江西商人祭祀徐真君等等，即使在同一个会馆，也会有不同的祭祀对象。曼萨石屏会馆中殿供奉关帝，左为财神殿，右为山公土地庙。

乾隆《新石屏会馆功绩碑》

（义乌茶文化博物馆）

在芒植茶山密林深处，尚存芒植大寨寺庙遗址。遗址上立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石碑一块。其碑文中“滇南江湖三省”字样依稀可见，据此可命名为“三省寺或三省会馆”。

嘉庆“三省会馆功德碑”（杨林）

在格登茶山格登老村附近的密林中，遗存着一块石碑，石碑上“江省、湖省、云南省”三个字清晰可见，为乾隆四十六年所落。第1781章）又名“三洲寺、三洲会馆”。江省指江西，湖省指湖广，云南与云南意思相同。两会馆应祀许真君、禹王、关帝。

乾隆《三省会馆功德碑》（格登老斋）

芒枝茶山牛滚堂茶庄老板丁俊保存有道光六年（1826年）石碑一块，为五省各大寺庙修建时所立。近年来，芒枝茶山又发掘出一座“五省寺庙界碑”。遗憾的是，没有记载年代，也无从得知具体指的是哪五个省份。但它仍然很有意义，指出了它作为会馆或寺庙资金来源之一的作用。事实上，即使在身为外国人的汉族人中，也有不少信仰观音的佛教信徒。

道光《五省大寺功德碑》（牛观堂）

外国商人不仅有汉族，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商人。六大茶山的许多村庄曾经是回族村庄，并有清真寺。

六茶山曾是各民族聚集地，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蔚为壮观。其中，来自石屏的普洱茶商团伙势力尤为强大，遍布芒植、格登、伊邦、曼转、曼萨（义乌）等多个村庄的关帝庙遗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以其祭祀关帝的习俗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甲埠老寨关帝庙遗址

关帝崇拜在中国封建王朝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顺治帝册封关帝为大神武帝，雍正帝三代册封关帝。加之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在历代皇帝的庙宇中修建了一座供奉皇帝的关帝庙，形成了对关帝的坚定信仰。

明清时期，石屏官员辈出，深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雍正二年（1724年），张邯出任河南太守。河南府驻地洛阳，所辖关林为关羽墓地。雍正四年（1726年），章邯作《重修洛阳关中寺碑记》：“虞姬四年，圣旨授第三代关侯贤王。其绝，凡睡于关庙后者，许之木主依春秋礼制而祀之，洛阳关中庙建之。依礼而行。”

洛阳关林

官林院碑林中，立有铜官壮苗墓碑一座。碑文为张汉所书，为世家弟子董金瓯所书。碑文为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七年（1729年），张邯被罢官。乾隆二年（1737年），五十八岁的张邯参加博学宏词考试，由翰林院检阅。他在北京做官期间，应石屏同胞之邀，为曼转会馆立的石碑题写了“功德碑”四个字。历史就是这么奇妙。有理由相信，满专会馆也是供奉关帝的。

雍正《官庄苗墓碑》（洛阳关林）

会馆的建立，意味着外商得以在茶山立足。随着石屏会馆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屏商帮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茶山的许多村庄。芒支、格登、伊邦、曼专、曼萨（义乌）等逐渐被外商带来的汉文化所覆盖。名义上，义乌吴氏土司管辖的曼萨茶山，以及义邦土司管辖的伊邦、曼转、格登、芒植茶山，隶属车宣卫司和普洱府双重管辖。事实上，两土司管辖权之争，大多交由思茅堂和普洱府裁决。茶山上残存的碑文也证实了这一点。

义乌茶文化博物馆2023年修缮开馆仪式

义乌茶文化博物馆藏有一二牌匾。碑文揭示了义乌市石屏会馆的经费来源。道光年间，义乌、义壁村共同组织，按家族平分。所用物品有香油、香面、香、供香等。看得出来，每天都有专人看管。不难想象其香火燃烧、香烟袅袅的情景。直到光绪时期，仍刻在石碑上，强调延续过去的做法和推行。

最晚从乾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散布在义邦、义乌土司管辖地区的会馆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石屏会馆，已成为前往茶山谋生的石屏人解决现实需求的中心和精神需求的家园。

到了清末，从初期的“游夷”，到后来开茶园、开茶铺、种茶、种茶、卖茶，石屏商帮建立了完整的普洱茶业。义邦、义乌土司土地上的工业。茶产业链在六大茶山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创业史。

义乌茶文化博物馆2023年修缮开馆仪式

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时期，从早期的义邦到后期的义乌，多次出现创立普洱茶品牌，特别是石平茶品牌的热潮。茶浩逐渐成为石屏商帮的骨干。

清末光绪时期和民国时期是普洱茶最辉煌的两个时代。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和交通带来的商业格局的变化，六大茶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旧有的祭祀习俗被废除。如今，行走在六大茶山中，只剩下会馆残存的废墟，残存的碑刻，以及老人心中残留的记忆，供人们回首往昔岁月。

义乌老街保存着许多普洱茶店的遗迹，吸引着众多茶爱好者前来参观、探寻往昔。义乌石屏会馆始建于光绪四年（1878年），近年来经过多次整修普洱茶文化大观，辟为义乌茶文化博物馆。过去，茶商依靠崇拜的向心力来团结商帮。如今，人们依靠茶文化来扩大影响力。茶里茶外，从古至今，也都是作为大家聊天的谈话素材。

关于作者：

马哲峰，著名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勐腊县首任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兼《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着有《寻找普洱茶》、《读中国茶》、《普洱六山志》、《寻找普洱茶》、《认识普洱茶》、《普洱茶传奇》等。 《大一榜》等，连续多年跻身茶媒体推荐的十大茶书之列。一。曾被评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20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中国茶叶创新百强创新人才奖。 《政协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